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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醒的耳朵

2020-05-23 10:30阅读数() 加入收藏

  乡野之子,谛听着天籁长大,人人皆有善听音律的耳朵。

  这样的耳朵,纯净,灵敏,对风吹草动,植物拔节,蛙鸣虫吟了然于心。夜半落了雨,屋檐下才刚滴下几滴,就会有人起床,迷糊着到清寂的院里,摘绳上的衣裳。但这样的天分要想保持终生却是不易。越是珍贵的东西,也越脆弱,灵敏的耳朵,像易伤的百合花儿,笛子中的膜片儿,稍不小心,就被震坏了,而人通常是昏然不知情的。

  二蛋他妈,年轻时能生养,一口气养了五个俊秀可爱的宝宝,且各有一对柔软洁白的耳朵,耳廓玲珑,覆着淡淡的细绒毛。她是个快乐的女人,一天到晚哼着歌洗衣做饭,忙得陀螺一样屋里屋外转。可是,有一天,跑运输的二蛋爸带回了一个更年轻的姑娘。二蛋妈就炸了。女人歇斯底里起来,就像树上的夏蝉一样绝望和亢奋。她“叭”地摔了一摞碗,双手叉腰一顿吵骂,被二蛋爸采住头发打了俩耳光后,又一屁股坐地上,涕泪交流,仰天长叹,用她天生的金嗓子响遏行云地哭喊起来。窑顶上几只麻雀“忒楞楞”都飞走了,五个娃娃呆呆地躲在屋角发抖,耳朵震得嗡嗡响,响着响着,只觉“铮”的一声,仿佛一根云端的钢丝忽然断了跌下来,哭闹声小起来,也没有刚才那般刺耳了。

  耳朵坏了,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都不知道。那个姑娘最终被二蛋爹送走,家里又恢得了平静,但二蛋妈再不哼歌了,她秀气的眉宇有了幽怨,二蛋姐弟几个,很长时间脸上失去了昔日的红润,他们迅速发育着的耳朵也停止了生长,长大之后,只有普通人那样薄小,缺少福相,揉过的花瓣一样有衰败的细纹。

  也有一些孩子的耳朵,是猛然听了一阵公驴叫坏掉的,有的是因为拖拉机放鞭一样的起动声,有的是因为汽车的喇叭,天上的雷声。后来家家有了电视,多数是被电视的声音给弄坏了。那些家庭一般都有耳背的爷爷奶奶,他们负责看管孩辈,却一天到晚不关电视,还喜欢将声音开得老大老大,街衢上都听得见。

  像蜡烛被“嗤嗤”地一根接一根吹灭,像花朵“扑扑”地一朵接一朵闭合。神在造人的时候,除了少数因缘不具足者,大多数孩子都是带着一对完美漂亮耳朵来的。但后来之所以大家没有成为音乐家而纷纷做了庸人,就是因为这样一对天生优良的耳朵保存的过程中处处有风险。

  我有个温柔多情的母亲,我家住在一面风景优美的高坡之上。所以,我们姐弟的耳朵的纯粹一直保存到上初中。那时候我家收音机里天天放着刘兰芳们的长篇评书,中午听《杨家将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鹿选草》、《红楼梦》,傍晚则听对少年儿童广播,小喇叭等节目,我们是听着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成长的。母亲爱听河南豫剧、曲剧和黄梅戏,《对花枪》、《卷席筒》、《柜中缘》、《穆桂英挂帅》、《风雪配》等,日子久了我们亦耳熟能详,还会哼唱几句。那台红灯牌的收音机,非常结实耐摔打。平时放在床尾的箱盖上,母亲忘性大,启开箱盖取东西时,有时会忘了先将箱盖上的东西移走,收音机便“瓜哒”掉到地上,母亲心疼极了,后悔自责,捡起来吹吹抹抹,打开一听,照样“吱吱哇哇”说话,便又高兴起来了。

  初三的时候我数理方面的劣势明显暴露出来,上课听不懂,母亲迁罪于乡村学校的教学质量,将我转了学,到父亲工作的县城里读书。那时候,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,允许私人承包了,贫穷的父亲也开始创业,他承包了单位的小木器厂,天天忙到深更半夜。有时候,凌辰两三点的时候,还会被人叫起床去救火,夜间在一个逼仄的过道里烘烤潮湿的散发着木腥味的板材,一不小心,就会浓烟滚滚地失火。我跟着他住在宿舍,晚上睡睡醒醒,熬了一年,考上高中后,父亲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,将乡下的母亲和弟妹也接来了县城。当时条件简陋,单位没有更多房子,我们一家被安排住在了木器厂院子临街的两间平房里。仿佛一切自由天意,当年这院房子是泥瓦匠出身的父亲和他的工友们亲手盖的。在砌临街房子的内墙时,父亲突发灵感,在两米高的地方,砌进一块米把长的窄木板。他心里说,将来谁住房子,此处一打通,门框一装就成了套间,不用到时候费事支门框。父亲就是这样头脑灵活,对一切永怀热情的人。他天生有诗人气质,曾经写过中篇小说,半夜将睡熟的母亲叫起来给她朗读,动情处潸然泪下。但特定的时代和贫穷的生活让他只能做一个养家的男人。等我们全家搬进那两间平房,父亲又想起十年前的事,凭记忆很快找准地方,打通做了套间。这让我们都内心欣喜,真是一切有命,难以强求。

  自从住进平房,我们就很少听收音机。一是家里买了台彩电,二是父亲的工作车间就在那个大院里,每天锯木头的电锯声,“滋滋啦啦”尖啸着此起彼伏,香香的白木屑飞得到处是,铺在地上,走起来软绵绵的垫脚。人与人说话都得大声吼,或等机器停的间隙再交流。只有在关上屋门吃饭时会好些。没有人能想到这样高分贝的机器声在慢慢毁掉我们的耳朵。在那个刚刚能吃饱饭的年代,生存是第一要义。木器厂渐渐开始红火,父母数着钱,其乐融融,幸福无比。从小忍饥受贫,饱受欺凌与熬煎的父亲,成了那个年代不多的“万元户”。有钱了,他腰也真了,说话声音也宏亮了,人虽然消瘦,气色很好,一天到晚笑咪咪仰着脸走路,见人主动打招呼,串亲戚的路上遇到熟人,会主动关心人家现在的经济状况,等人家反过来问他时,他虽打着哈哈,却也抑制不住地笑。母亲一惯低调,嫌他出风头,为人张扬。但像黑夜里走得太久的人,谁能止得住他在阳光下的扬眉吐气的快乐呢,举手投足,眼梢眉角都流溢出来了。

  条件好转后,我们又搬了次家,住到单位办公的院子里。这时候,我在一幢旧的单层楼里有了自己的房间。这房间原是通着的工人宿舍,后来家属们陆续来住,分割开成了小单间,中间虽然有墙,但不隔音,左右邻居说话,听得真真切切。那时候我家已有了一台收录机,也有一些磁带。但这些都是弟弟购制的,我天天放学宅在房间里不出去,却很少打开来听。自从在木器厂住过之后,我失去了听音乐的耳朵,动听的歌声到我耳中,都成了嗓音,听一会儿就心烦。只愿一个人静静待着,只希望安静,寂静,绝无声息。唯一喜欢的一盘带子是盛中国拉的《梁祝》。那是妹妹的磁带,我完整地听过好几遍。这时期,我正处于艰难的高中时代,人不聪明,记性又不好,总是日夜用功还是成绩平平,内心自卑又焦虑。长期睡眠不足,加上营养不良,渐渐开始脑神经衰弱,晚上很难入睡。而邻居的电视机,录音机,收音机声却总是此起彼伏。隔壁老头儿,总是听着听着就打呼噜睡着了,半夜收音机还在哇哇唱也不知道关,使我痛苦不堪,越发从内心排斥和声响有关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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